“有的人活动，他已经死了”，拿来形容当今中国最高当轴及一干贪官污吏，是很贴切的。同理，“有的死了，他还活着”拿来看待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也是不过份的。物理状态的“活着”并不必然延伸出心理状态的“活动”，物理状态的“活着”会有时而尽，但对那些于历史的进步有推进之功的人，其心理状态的“活着”是很长的，这也就是我们记得人类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的原因。
二十年前的今天，我在自贡檀木林宾馆开一个文学会议，在那颇为幽静的园子聊天的时候，忽然得知胡耀邦先生去世了，还是心理为之一惊。我读大学时经历了批判精神污染、85年反日学潮、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分明感到胡耀邦在邓垂帘听政之下，终于下台的憋屈。我当然也是受洗脑教育长大的人，但因为生在乡村，所见有限，像许多人读过的书如《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金光大道》、《红岩》等都没读过，所装垃圾还算比较少的，真可谓因祸得福，在学校开始就有些清醒，不像那些至今仍然对读那些书籍、受愚民教育而无悔的一些同龄那般“坚贞”。但真要说对时局对世事对极权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还是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所引发的六四事件，因此说自己在精神上是“八九一代”是不为过的。
20年来，真相被掩盖，正义不彰，逝者不安，活着的人憋屈，忍辱负重，这个伤口始终难以平复。八九事件得不到真正的平反，那么公开对胡耀邦的纪念和公正评价，就没有一个包容的环境和言说空间。胡耀邦在七十年代末所主持的平反成百上千万冤假错案，可谓深得民心；后来他检讨西藏政策和对台政策，至今仍没有人能超过他这样的大胆与境界，如对藏对台政策能采纳他的意见，我不敢说今天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但起码其裂缝不如今日这般大。也就是说较为务实、开明的执政理念，这样的执政使民众受惠，这也是为什么他去世二十周年了民间还有不少人记得他的原因，也是李锐、胡绩伟、谢韬等12位原胡耀邦老战友、老部下的中共政坛老人合作撰写《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的因由。
我们成都民间一帮知识分子纪念胡耀邦先生，已经搞过两次了。其中有一次我在会上发了次言，我的大意是，我们纪念胡耀邦先生，不是为了把他神化而变成一个神话。说实在固然有功绩，但在这样糟糕的专制制度下，他不仅做过错事，也膺服于这种政权，这是我们不必为其讳饰的。邓小平说过，糟糕的制度可以使好人无法干好事，胡耀邦这样相对较好的人，也受制于这个罪恶的制度，所以我们在纪念像他这样开明的人时，切忌不要走入一个神化他们的死胡同。任何个体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一个胡耀邦不能解决吾国积重难返的问题，不要把我们的幸福系于任何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真的觉得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是必要的，对他们最大的尊敬，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为着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而努力，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我上面这些说法卑之无甚高论，但未必一定所有人都看清了这一点。但好在如此想法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2008年9月新华社四川分社原社长孙振先生写了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的文章，据说引起退休高官的震怒，《炎黄春秋》也受到波动与整肃。后来孙振先生就此事接受国外华文媒体采访时说的一段话，颇得我心。“我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宜把领导人的个人作用看得过重，过去不能，今后也不能”，“我的原则是表扬一个人应该不溢其美，批评一个人也应该不增其丑，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孙振《关于赵紫阳的文章发表后答美国华文刊物记者问》，见《历史研究集粹》（又名《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第一辑P288，2009年3月内部印刷]。纪念一个值得纪念的人，不是为了神化他圣化他，而是为了我们再也不把自己的命运系于一个人之上，要努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来保障我们任何人的权利都不受侵犯。在纪念一个有影响的人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普通人的尊严与追求。
2009年4月15日8：31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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