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中国的社会是个互害社会,制度是个互咬且自噬的制度,所以在非常时期,人人还得自污兼污人,自我告密兼密告他人,这样才能侥幸过关,保存频遭蹂躏的心灵与身躯。不用说,这几十年来,中国人都吃尽了这个专制制度的苦头,而知识分子因为识文字断字,掌握一定话语权,所以他们留下了一些历史性的记录。这些记录,本身就是六十年来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部分,辱也好,荣也罢,都是不能摆脱的事实,我们有理由对此种情形加以理性的研究。
我们不苛求那些生活在严苛下的先辈,对于他们参与造神,对于他们参与自我捆绑,且桎梏他人的历史,我们抱着悲悯的态度来看待。但再抱着悲悯的态度来看,也要弄清渊源,弄清于他们在客观上和主观上助窒息人性的专制制度之威的事实,不能抹杀他们所写文章所说话颠倒黑白的坏作用。关于冯友兰先生在四九年后的遭遇,我曾写两篇博客文章叫《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和《毛泽东为何威胁冯友兰》来言说,也算对冯友兰先生在四九年的恐惧心理作了比较有事实根据地展现。冯友兰先生本来是研究哲学及哲学史的学者,与政治的关联不大。但他在民国时候所写的“贞元六书”,且于国民党政治学校讲课的经历,遇到擅长秋后算帐,严苛刻毒的共产党政权,总让他感觉自己百愆莫赎。所以在四九年后遭遇批判就吓得不行,在受到官方一点友好表示时,“知遇之恩”发作就写了一些比较肉麻的篇章,批林批孔中的言行,只不过是冯友兰在四九年后至八十年代前做事为人的逻辑的自然发展罢了。
冯友兰先生八十年代重新回归,是件值得欣慰的事,他的哲学史简编,他的三松堂自序等文章与书籍,都表明他的不得己和反省。冯友兰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国共两党时的标本,其为人为文值得做比较整体的研究。如果不对这一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困扼与试探,作比较公允客观的研究,那么我们对苦难的态度便过于轻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防止此种苦难在将来的再度发生。如果我们把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以及我们自身所经历的苦难,研究出来,能对民主自由的制度建设做一砖一瓦的贡献,这便是对他们所受苦难的最好纪念。1959年中国已开始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时期,在饿死如此多的这个时期,文人学者也没有放弃对严酷政权的歌颂,从农民王老九到“歌德圣手”郭沫若,都在做着许多夸张肉麻的吹捧。贺敬之在写“桂林山水多么美”的《桂林山水之歌》,冯友兰出了一册八十页的《四十年的回顾》(科学出版社1959年5月版),污别人如胡适,也自污自己的学说,不这样他无法过关,他这小册书也无法出版。在许多知识分子都无法出书,而且大批饿死人的年代,冯友兰先生能够出这册小书,我想他内心的确可能感谢党和政府,于是便忍不住在这小册书上题了如下四首诗,这四首诗并不深奥,大家可以看到冯先生是跟着放卫星的脚步的。
《四十年的回顾》
题词
奋笔当时信有由,根源一一细搜求。
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
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词一扫散如烟。
明时不虑老将至,一悟昨非便少年。
红旗灿烂东风遒,禹域嘉名自古留。
赤县果然成赤县,神州真个是神州。
一日便如二十年,卫星直上九重天。
乘风无限飞腾意,急取轻装快赶先。
延伸阅读
——————————
毛泽东为何威胁冯友兰?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adae258a954fa9b3。
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676a727f175f2ebe。
2009年4月8日8:30分于成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