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除中因公私两便有河南之行外,无非上班、写作、读书、看碟、渴酒、会友而已。作文则主要有《“野杂种”的吊脚楼》、《桑下漫忆书店之死》等,前者谈故乡典型建筑吊脚楼的历史与现状,为一收藏杂志所作;后者为纪念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为一读书类杂志所写。所看两碟均为NGO组织爱文艺发展中心的寇延丁女史所赠,其一为《政府与民间的协作——孟加拉灾害管理机制初探(2009)》、其二为对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主持512大地震灾后重建的建房筑物的纪录片《轻钢生态房建造指南》,一是敬佩他们做实事做小事的能力,二是更多地了解NGO与政府的关系,公民社会的推进,NGO及志愿者的努力,可谓润物细无声,可不勉之哉。
一:舒芜《周作人概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湖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的“凤凰丛书”和“骆驼丛书”常被爱书人将价格炒起来,像舒芜所写《周作人概观》这样一小册只有几万字的“骆驼丛书”其间曾被炒到大几十元之高价。最近看到关于黄苗子告聂绀弩的事,复想起舒芜事件,除了沉痛难过外,我很庆幸没有成长在那个飓风遍地、人人自危的年代,不然不知我多少邪恶将被“号召”起来。我不想为黄苗子、舒芜开脱,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我们没告过密,不是我们道德高尚,而是我们不再受那样的煎熬与逼迫而已。虽然舒芜事件始终是中国当代史无法绕过的事件,其间他当负的责任亦不必为其讳饰,但他晚年所写文章的见识,远高于一般胡风分子,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册《周作人概观》现在看来是粗疏了点,但放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对周的评价中恐怕只有钟叔河先生能与其媲美了。他批评一些对周作人不公的评价,但他又说“这种不科学的态度仍然曲折地体现了历史的正义罢了”,不科学而能体现正义,就像自饰目的高尚,就可不惜一切手段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逻辑。
二:《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7月)。老实说,我以前并不知道杨先生,后来读了一些地质学家如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黄汲清等人的文章后才知道他。四九年前实业救国,诞生了许多专门的人才,但这些专门的人才,几乎是文理通才,在在可以显示出四九年前教育的多元、个性、自由的一面。地质学界除了上述诸位尚有章鸿钊(曾看到过章先生线装一函套的《宝石鉴定学》)、斐文中、贾兰坡、卞美年等,真可谓人才济济。现在要找像杨先生这样写回忆录文字比较清通的科学家,恐怕比较难了吧,其因何在,还用多说吗?杨先生在专业研究之余,不仅写科学游记、还写政论文章,真可谓专业与公共两不误。我以为研究民国教育的成果,像杨先生这样的回忆录是不应该忘记的。
三:胡明编《胡适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胡适先生是一位勇于尝试和开风气的人物,但在深入专研有成上可能有所不足,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于他恐怕不只是一种谦词,而是一种事实描述。单拿诗歌来看,胡先生尝试的努力是不可磨灭的,但好的诗的确也不多,倒是那些短小的调侃幽默之作,不乏可爱风致。自然,新诗早期的努力与尝试,属于小脚放大时期,能够让人铭记的作品不多见也是正常的。我认为中国新诗在三、四十年代以卞之琳、冯至、穆旦等人包括九叶诗派出现后,才有了比较好的诗作。走出了比较优雅的风姿,忘了早期放大的小脚那段历史,也是说不过去的。
四:钟军红《胡适新诗理论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月)。不知研究胡适新诗的专著,这是否是第一种。作者持平、客观、历史的态度是令人赞赏的。特别是许多人对胡适新诗理论苛求与误解的情况下,作者一一为之辨析,比较有说服力。胡适对诗之欣赏、诗歌理论方面都有进化论、以议论入诗等方面,这方面的分析,作者虽然看到了,但其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其实胡适的新诗理论包括他欣赏古诗的态度,也可以纳入二十世纪中国唯科学主义兴起的范畴来考察(胡适对文学的欣赏多用科学与考证的态度,这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研究和创作的影响似也没有人专门研究),充分展示了C.P斯诺“两种文化”下的矛盾与冲突,如郭颖颐的研究成果未获利用,作者因视野受限而没有涉猎,是比较可惜的。
五:寇延丁《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海南出版社2007年11月)。我曾经写一则短文叫《用自己的改变作见证》,当看到这书的名字的时候就有一种如逢故人之感。我们这个社会总是有很多人麻木抱怨,仿佛大家都因邪恶太过强大,而没有任何行动似的。其实在世界的角落里,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许多地方,有许多人在为改变自己的处境改变中国社会做着持续而漫长的努力。《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是一本专门描写中国民间草根NGO组织及志愿者的书,其间的爱意、持久以及感人的故事,真可谓一言难尽。我认为凡是志在中国改良和社会进步的有心人,都不妨找来一读,不仅在其间找到同志,也可以自励励他。
六:谢泳《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谢泳兄写文章述及老一代的学者专家时,总是提及他们的看法、趣味与风度,因为这些东西影响是很深的,不像油一样浮在表面。他总是从小事说起,用平实的标题(谢泳可谓现在标题党的实践性反对者),有理有据、不疾不徐的言说,来达成他的见解。你或许觉得他展开得不够,言说得不够深,但他给我们的启发和风度上的影响,绝对是让人铭记的。其中鲁迅研究的厦门叙事问题,虽然只是小事一桩,但涉及鲁迅研究上的沉疴痼疾,可引人深思。
七: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无书屋2006年初月)。这书是我去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蒙宋永毅兄绍介,由田园书屋黄老板所赠。这次河南之行与周伦佐兄同行,于是在飞机上请他补签上大名,以作留存。对文革对造反派,至今我们的了解都还处在非黑即白的对与错的粗浅认识阶段,这是很不应该的。一方面官方不开放档案,让学者和民间自由研究文革,使得我们至今不明真相;另一方面有不少学者也因受官方的误导,将文革许多问题简单化,这对了解真相,深入了解文革在中国当代史中的复杂性反而有障蔽与妨碍。我看过一些关于造反派的书籍,但我要说读了周伦佐这部书,使我对造反派有更深更清晰的认识,至少目前我基本上同意他的主要观点(以后有否变化和更多的补充,还要视我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文革而定)。同时也对于何蜀兄的文革四阶段分期法备致赞赏,可以说周伦佐兄对造派、保皇派、革委会、军管、工宣、干部管制等方面的分析,是建立在何蜀兄的四期分法基础上的。我认为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是目前研究文革造反派比较重要的著作,具体如何重要,我会单独撰文来分析。
八:沈建中《走近司徒雷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3月版)。我素来对研究教育有兴趣,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许多史料,我自然是不放过的。《走近司徒雷登》说不上有什么学术造诣,但厘清事实,发掘史料之功是此前其他研究司徒雷登的书所不具备的。因为这书里的大多数照片都是第一刊登,司徒雷登傅泾波后人所捐赠的司徒雷登的遗物也不少,使得本书图文并茂。对民国时期的教育特别是教会教育之作用,作者有持平之论,有梳理之功。书中有几处曲笔,也可对当下的文网之严密作间接的佐证。如涉及张东荪间谍案时,说到某女士近来的研究,这某女士是指戴晴;后记里说到对民间口述历史素有研究的夫妇,即丁东夫妇。我把这两点说出来,免得不了解的读者去索引。
2009年4月1日9:16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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